趸购制度（FIT）是各国及各地区为辅助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制定的奖励措施，以固定的优惠费率保证收购能源，并提供补贴增加诱因。台湾地区的趸购制度始自2010年，整体购电价格逐年下降。为了鼓励光伏的区域平衡发展，台湾当局在2016年推出北部地区可享15%额外补贴的优惠。2017年起，采用通过VPC认证之组件的系统可获得额外6%补贴优惠。此外，水上型光电系统的趸购补贴也从2017年起正式导入。

 

2018年下半年开始，许多大型系统商陆续布局大型地面型项目，因为台湾地区地形环境特殊，所释放出来的土地相较其他地区而言，建置难度非常高，特别是在设备的选用上，必须要能抗盐害并能持续20年之久。除此之外，不同于屋顶型，地面型系统大多都要靠业者自设升压站，其并网成本约占总成本的25%。因此，在并网成本无法减少的情况下，又面临趸购费率大幅下降，EPC厂商评估内部报酬率(IRR)后，只能在有限的设备成本（如组件与逆变器）上选择价格较低者，以换取较高的IRR。

 

EnergyTrend分析师陈君盈指出，按目前市场现货组件价格0.37USD/W计算，地面型趸购费率的下调，让IRR已降低到2.60%，并且要15年后才能回本。预测2019年的价格，由于组件与逆变器都必须通过VPC高效认证，才能符合高效能加成的6%费率，因此组件与逆变器厂商会将VPC检测的成本转嫁到报价上，使得2019年主要设备价格降幅有限。根据EnergyTrend推算，组件价格最低至少须降到0.30USD/W，才能让IRR回到5%的基本点。

 

然而，当组件价格来到0.30USD/W时，就算是台湾地区最具竞争力的组件制造商，可能都无法跟进此价格，更不用说视为光伏发电系统心脏的逆变器，台厂的制造成本也无法迅速跟进市场的降幅。因此不论是组件或逆变器，都会由具备成本优势的陆制产品胜出。如果走到这一地步，2016年设立的VPC制度就不是在保护台湾地区的制造商，而是加速台系制造商的退场。

 

 

由此可见，台湾地区对于新能源政策的配套措施缺乏全面性的考虑，台湾地区已在全球公告2025年光伏要达到20GW安装量，吸引许多外商来台投资布局，也确实带动产业的发展。但趸购费率一夕之间大幅下滑，可能造成产业发展停滞，让2025年20GW的目标安装量，可能形同虚设。根据CIER统计指出，台湾地区EPC系统厂认为政治风险已经凌驾于天然灾害的风险，成为最无法预测，也无法透过买保险来转嫁的风险。

 

趸购费率(FIT)的逐渐退场，是全球光伏政策的趋势。EnergyTrend认为，最好的配套方式应该是要预告到2025年前，每年趸购费率的降幅，并将减少的趸购费率转而用在鼓励储能的发展，才能让光伏这类间歇性能源藉由储能来完备，也藉此让业者自行评估风险，不适者自然淘汰，让光伏全产业朝向健康化的平稳发展。

 

 

12月7日，一份不完整的2019年光伏政策细则在光伏行业人士朋友圈流传，该细则指，“根据光伏产业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情况，降低2019年1月1日之后投运的光伏电价标杆上网电价，1、2、3类地区的光伏电价分别为0.4元、0.5元、0.6元（含税）”，但随后，多位光伏行业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辟谣称该文件为假，2019年光伏电价调整政策尚未出台。

 

当日晚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回应称，该文件内容完全失实，同时表示政策制定者正在密集地研究明年光伏政策走向，而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一直在与管理层密切沟通，积极反映行业人士的建议和诉求。《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现阶段摆在光伏行业面前有一道难题——要规模还是要补贴，二者只能选其一。

 

政策制定面临四大制约因素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方面坦言，当前光伏政策难以制定，原因在于有太多的制约因素。《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协会在文中指出，当前光伏行业政策制定面临四大现状：补贴资金缺口大、光伏平价上网仍需时间、成本下降需规模化支撑、可能催生新一轮扩产潮。

 

首先是补贴资金缺口明显。光伏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不足，补贴拖欠越发严重，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累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发电补贴缺口约455亿元。今年已纳入可再生能源补助目录的光伏容量约50GW，仅这部分缺口便累计达到700亿元。

 

其次是目前光伏发电成本还做不到发电侧平价上网。光伏行业协会指出，乐观估计到2020年底，除户用光伏外的光伏发电成本才能降到与火电同价。这也意味着，按现在的成本下降速度，如果维持绝大部分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性，暂时还不能完全不给补贴，而完全实现去补贴化至少还需要2年时间。

 

此前记者采访的多位光伏企业高层曾提出，推动平价上网，尤其需解决非技术成本偏高的问题，具体包括土地使用税、发电增值税、拆迁补偿租赁等费用及财务成本等。光伏行业协会亦坦言称，如果把非技术成本砍掉一半，（距光伏平价上网实现）时间会缩短。

 

此外，光伏发电成本下降需要国内光伏市场规模化来支撑。光伏行业协会表示，足够的市场规模让光伏组件、逆变器等关键设备制造成本和光伏系统投资成本的大幅下降成为可能。仅以过去三年为例，我国光伏发电每瓦投资成本下降了20%以上，正是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化的作用，企业只有维持足够的产能利用率、足够的出货量，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维持研发和技改支出。

 

但光伏行业协会在最后也表示，过去三年，在国内和海外市场的双重提振下，国内光伏制造业各个产业环节的产能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而如果新的电价政策和市场规模政策能达到促进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需要考虑政策最终会不会催生新的一轮扩产潮。新政也不能让企业过分地、盲目地乐观。

 

要规模还是要补贴？

 

事实上，正是因为当前行业面临诸多问题，使得光伏政策制定摇摆不定，在补贴退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要保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又要避免资金不足的“窟窿”过大，这考验着当下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对此，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向行业发出征集意见：是希望较大幅度地降低补贴，从而收获相对可观的市场规模，还是希望有稳健的补贴强度，但相应收紧市场规模？

 

12月7日晚，这一意见征集在光伏行业内迅速发酵并引起热议。“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若没有规模谈何目标的实现。”隆基股份（601012，SH）董事长钟宝申这样表示。他还建议停止高补贴项目，比如扶贫项目，加大领跑者项目等低补贴项目规模，让有限的资金能够最大化发挥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作用。

 

光伏行业专家王淑娟认为，保持市场规模相对而言更重要，市场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是保证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相反，如果补贴给高了，一是刺激市场，给非技术成本留下空间，二是会加重补贴拖欠的负担，于行业发展不利。

 

“之前有高屋顶租金、大幅电价打折情况，就是因为项目收益预期好，投资商认为可以较大程度让利，从而导致国家的补贴款并没有补贴给光伏项目本身，而是补贴给非技术成本。在补贴缺口巨大的情况下，补贴收入仍然是预期收入，要数年之后才能获得，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是当下的，补贴强度低，补贴收入的占比就低，既有利于企业理性决策，也不至于因补贴拖欠导致压力过大。”王淑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补充解释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行业采访了解到，在补贴和规模二选一两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行业人士表示愿意降补贴，支持光伏行业规模化发展。亦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建议称，能源革命的本质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降补可以让有限的财力投给高效率的项目，但也要明确补贴下调预期，要有阶段性，建议出台市场化规则，最终让市场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