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克˙波罗穿越到今天，目睹他曾经描绘的东方大国，回溯一路走来的商道，会给当下的商人什么建议？毋庸置疑，丝绸、茶叶、瓷器，亚麻、胡椒、骏马，都不会出现在他的建议清单上；能源，则极有可能成为他的首选。
“一带一路”战略正让世界发生变化。其中，能源最有机会代替丝绸，成为新的媒介和载体，助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实施的主体，能源企业迎来的也是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覆盖亚欧六大经济区，从东南亚、南亚延伸到非洲、欧洲。单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就分别占到世界总储量的57%和78%。在这一区域开展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几乎都与能源往来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中国的能源企业恰好处在“走出去”的阶段，以寻找市场、配置资源、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拥有一部投资宝典，就十分必要了。
电力、油气当先锋
湖南卫视今年的《歌手》节目播出之后，相信不少人都被迪玛希——这位哈萨克斯坦的国宝歌手——圈粉了。凭借海豚音和高颜值，迪玛希大放异彩、人气高涨，斩获亚军，就连关注节目的两国观众也对彼此国家产生了更多的认识和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交往远不止于此，而是早已通过多种形式联通在了一起，中哈原油管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合作。它是中国第一条战略级跨国原油进口管道。就在不久前，中国石油宣布，截至3月29日11点58分，中哈原油管道实现累计向中国输油1亿吨。
“一带一路”范围内陆上原油和天然气主要富集在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要将这些资源持续、经济地输送到国内，能源通道建设无疑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大重要机遇。目前，由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构成的西北部油气通道，中缅油气管道构成的西南油气通道，以及中俄油气管道构成的东北油气通道，都是中国陆上能源进口的重要战略通道。
对企业来说，沿着油气运输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开拓，都有不少商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许勤华教授看来，能源投资合作活动存在多种合作模式，其中油气企业“走出去”最早，要着重发挥好培养起来的各种优势，包括人才储备、已有成果和管理经验，等等。
在上游领域，可以加大对勘探开发项目的参与和投资力度。沿线油气国家当中，既有像哈萨克斯坦、伊拉克这样开放程度比较高的，也有像其他几个中东国家那样，因为国有化程度比较高，加之受宗教、宪法的制约，很难进入其勘探开发领域的。发掘潜力、抓住时机、积极合作，应该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切入口。中石化在伊朗投资建设的亚达瓦兰油田，就是凭借提供伊方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拿下了这个探明储量超过300亿桶的特大油田的开发项目。
在下游领域，可以更多参与炼化项目。“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油气资源国家，尽管资源储量丰富，油气生产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油气的液化和炼化能力比较匮乏，导致天然气液化生产出口能力偏弱，成品油也严重依赖进口。根据英国石油公司2015年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东的炼厂产能仅占全球的8.5%，和当地61.5%的探明储量所占比重明显不匹配。而炼化正是中国的优势产能之一，相关企业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与资源国共同合资建设炼油厂、天然气液化厂、油气管道、存储设备和化工厂等配套项目、设施。这也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具体落实和体现。例如，吉艾科技就与洲际油气合作，在后者进军中亚上游勘探业务之际，从配套的油服、炼化领域进驻中亚，新建了塔吉克斯坦丹格拉炼厂，成为其近年业绩的最大看点。
同样，供电基础设施是另一个重大机遇。央视纪录片《一带一路》里，拍摄了一个巴基斯坦山村小姑娘曼娜扎，放学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阳下山前赶着把作业做完——因为电费太贵了，占到全家支出的1/10，而且还经常停电。
类似这样电力短缺的现象并不少见。长江证券最新发布的电气设备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年用电量不到1700千瓦时，低于全球平均的3000千瓦时，可见提升空间之大。根据测算，如果这一数字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将为全球电力企业带来大约13万亿元的市场增量。
已经在海外市场具备优势的中国电力企业，正好大显身手。国内龙头企业的技术实力已追平了日韩对标企业，在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特高压输电等特殊市场，也实现了对欧美巨头的超越。而中国电力设备和工程总包价格通常不到欧美企业的一半，超高性价比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以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建设巴西美丽山特高压项目为例：国家电网中标美丽山二期项目，预计将带动变压器等核心输变设备共计50亿元国产电力设备出口，特变电工、中国西电等企业将会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输变电标准也被输出到了海外市场。因此专家分析称，输变电工程有望复制“高铁与核电”的国家名片模式，加速产能走出去。
此外，可再生能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也非常广阔。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环保要求日益提高，已有多个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例如，印度计划到2020年实现20吉瓦的太阳能发电规模，泰国非水可再生能源消费仅占一次能源消费的2%，并计划到2021年提升到25%。类似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称得上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新蓝海。
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程度高、储量大、技术创新性以及广泛产业关联性等特点，是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我国应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积极探索创新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模式，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信用体系及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加强科技人才国际交流，促使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合作迈上新台阶。
通过近十年的探索和高速发展，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应用经验和技术积累，在产品制造和工程建设上拥有明显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能源普及率低、人均能源消耗量少问题，能源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规划实施，可以帮助沿线国家摆脱能源缺乏对经济的制约，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要抢抓“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积极与沿线国家沟通交流，通过产能输出、技术转让、直接投资、工程服务、经营管理等各种方式，深入开展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
就合作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我国可派出经验丰富的专家协助“一带一路”国家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分享我国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在企业层面，可再生能源企业可通过加入相关行业组织参与国际合作，与国外企业分享经验、共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开展技术合作研发、以及携手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就合作参加方而言，可再生能源产业属于新兴产业，无论在技术研发、政策制定、资金筹集方面都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需要通过双边多边机制开展国际合作。就合作形式而言，我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控股、参股、并购、重组、股权投资、认购可转债、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际合作，盘活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产能制造、技术装备、工程服务、经营管理等优势资源。
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建立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信用体系十分必要。具体来说，应依托协会、联盟、商会等机构，根据新能源企业信用体系评价分析结果，定期发布《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优质供应商名录》，包括太阳能光伏、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等细分行业目录清单，建立可再生能源产品白名单、黑名单制度，并大力推广，以此净化中国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关系日趋复杂，不确定因素大量存在，建设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风险防控体系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企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应加强与相关金融、保险、信用等机构的深入合作与交流，帮助企业识别投资交易对象的风险情况。能源企业也要完善自身风险防控体系，从源头上防范国际合作风险。此外，应建设由我国企业主导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园区，由中央政府机构背书，提高各类抗风险能力。
此外，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合作，推动中国的先进技术走出去。制定可再生能源国际交流与合作技术指南，参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以企业为主体，强化产学研合作，加快可再生能源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与发展一批大的示范项目，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国际科技人才交流要本着互利共赢、保护知识产权、共享先进技术、集成优势资源、开展技术创新等原则，发展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促进各国技术优势互补。应着力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新型智库，重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规则、熟悉新能源的复合型人才，提高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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